检察机关办理破坏生态环境案件，除严格适用法律外，还应在办案中贯彻恢复性司法理念，主动延伸检察职能，督促案件当事人补植复绿，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，避免“罪犯服刑，荒山依旧”，努力构建“司法＋生态修复”的办案模式，做好司法办案后半篇文章，达到惩处犯罪和恢复生态的双重目的，实现办案法律效果、社会效果双统一。

 

办理生态环境保护案件引入恢复性司法理念。恢复性司法认为刑事司法的任务不仅仅是惩罚犯罪，更要关注受害方利益，尊重被害人的意愿，修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，预防犯罪嫌疑人再次犯罪，实现全面、彻底的正义，即“无害的正义”。在生态环境保护类案件中，我们除了追求对犯罪分子实现罚当其罪的处罚外，按照“恢复性司法”要求，还要重点关注生态环境修复，环境生态功能的恢复。

 

要在办案中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，在严厉惩治破坏生态环境犯罪的同时，把生态修复情况作为批捕和起诉的重要参考，促进该项工作常态化、制度化、规范化发展。加大“补植复绿”等生态修复补偿工作力度，依法对符合条件的生态环境案件从宽处理，达到恢复环境、修复关系、促进和谐的目的。

 

生态修复的启动条件和生态修复方法。

 

为将恢复性司法理念顺利引入生态环境保护案件办理中，由检察机关主导，与政府主管部门、嫌疑人充分沟通，构建“讯问笔录—评估表—协议书”的“三书”工作模式，启动生态环境案件恢复性司法工作。即在审查刑事案件中，由办案人员了解犯罪嫌疑人是否自愿进行生态修复，以讯问笔录形式固定；通知相关行政执法部门进行专业化评估，出具生态修复补偿评估表，为接下来的生态修复工作提供参考和依据；行政执法部门和犯罪嫌疑人等共同签订生态损失修复协议书，明确各方权利义务，约定不按协议开展修复应承担的后果，有序推进生态修复工作。

 

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，创新生态修复方式，形成“原地修复+异地修复+替代修复”等多种修复模式。如积极探索“补植复绿”原地修复方式，以盗伐、滥伐林木案件为例，砍伐多少株林木，要求在原地按砍伐林木数量补种，并确保成活率。对不适宜“原地修复”的，可采取“异地修复”模式，在林业部门设立的“补植复绿”基地集中补植林木。对不适宜补植的，或无法恢复原状的，积极探索替代性生态修复模式，引导犯罪嫌疑人缴纳一定费用，设立生态修复专项基金，专门用于生态修复。生态修复是项全新工作，既无明确的法律依据，也无普遍遵循的先例，为统一司法尺度，对破坏森林和污染环境等案件分别制定不同的生态修复标准，采取不同的修复方式，使生态修复的效果可评价、可检查。

 

构建生态修复全程监督机制。立足检察监督职能，对生态修复全程开展监督，确保各项工作有效开展。实施修复前，联合相关部门评估生态修复的可行性，如补植复绿时，对苗木的种类、地段进行严格把关；修复中，亲自或委托相关部门进行现场指导和监督；修复后，组织人员验收并形成书面报告，作为酌情从轻处罚的依据。如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，法院判决有生态修复内容的，刑罚执行期间，刑事执行检察部门要对案件执行情况开展监督，确保生态环境修复的判决内容落到实处，并作为对被告人减刑、假释的重要依据。此外，还可通过实地调查、走访群众，广泛宣传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，及时曝光污染源及破坏生态环境行为，向行政执法部门通报调查情况，提出防治建议等多种形式开展检察监督。（检察日报 四川省米易县检察院 彭州市人民检察院 张光林 罗关洪）